他的最后旅程

1959年1月26日，Bruno Gröning在巴黎与世长辞

确诊：晚期胃癌

1958年深秋，Bruno Gröning和他第二任妻子乔赛特驱车往巴黎，他在1955年5月和她结婚。Gröning将自己交给他的朋友和癌症专家皮埃尔．格罗邦医生检查，X光片显示晚期胃癌，格罗邦医生想立刻动手术，但是Bruno Gröning拒绝。

他驾车返回德国，为他众多的小组预备庆祝圣诞，12月4日，他制作了一匣录音带，将在圣诞庆祝会上播放，之后，他和太太再次返回巴黎；与此同时，格罗邦医生通知了广受尊敬的癌症手术专家贝朗格医生，后者的诊所在亨纳街，离蒙马特不远。12月8日，Bruno Gröning就在这里接受手术，结果让医生们震惊，Gröning的情况较X光片显示的远为不妙，根本无从动刀，手术的切口立即被缝合。

令人震惊的快速康复

关于这事乔赛特记述如下：「他们不能解释为甚么从Bruno的外表看不出他内里糟透的痛苦，他仍然可以正常呼吸，过去数星期他的新陈代谢系统仍能完美运作，血液测验结果理想。在这般晚期，病人已经历各项严重的测试，即使进食极小量的物质都通常会呕吐不止，因而会慢慢饿死，这些征状Bruno一项都没有。」

他极速康复，医生们都甚为惊奇；他驾车返回德国，参加圣诞庆祝。1月中，他与新成立的团体的代表们开了三天会，指示他们如何开展工作，那两位代表丝毫不觉那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与Bruno Gröning会面。

巴黎的手术在雷暴之下进行

他在1月21日飞返巴黎，因大肠阻塞，手术变得非动不可，定于1959年1月22日上午9时进行，正是慕尼黑上诉聆讯开始的同一时间。Bruno Gröning再次接受手术，要忍受他曾经让无数人免除的痛苦，他不能亦不被容许救助自己。

那天早上当Gröning全身麻醉躺在手术床的时候，巴黎的上空忽然雷暴大作，他的妻子细说：「那天的自然现象非常奇特，1月22日，当我丈夫全身麻醉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巴黎开朗快乐的一天忽然被雷暴的长影吞噬，雷暴悄然猛至，惊雷乱打，狂电纷飞，天昏地暗，大白天我们都要亮灯，护士对如此猛烈的雷暴甚表震惊。手术之后数日，Bruno的体温，血压和脉膊都完全正常，他甚至两次起床坐进扶手椅内。」

「内里彻底燃烧殆尽」

1月25日，他陷入昏迷，第二天，1月26日下午1时13分46秒，Bruno Gröning在亨纳诊所与世长辞，医生在死亡证上写上「死于胃癌」，真的是胃癌吗？第二次手术后，贝朗格医生曾经说过：「Bruno体内的损伤糟透，内里彻底燃烧，他可以全无剧痛而活那么久，真是个谜。」

许多年前，Bruno Gröning曾经说：「如果我被阻止工作，我内里会燃烧殆尽。」

讣告

格罗邦医生于1959年2月26日致函Bruno Gröning的遗孀，透露Gröning怎样承受他的悲惨命运：「这一切（医生们为Bruno Gröning所尽的努力）都只是应当做的，而我想我可以说，伟大的Bruno Gröning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

1974年，贝朗格医生在一封信内表达了对Bruno Gröning的钦佩：「Bruno Gröning是一个充满热诚的人，一个珍贵的人，坚守信念，在面对痛苦和死亡时所展现的尊严，即使到今天依然使我肃然起敬。」

遗体被火化后，最终判决从未宣判

Bruno Gröning的遗体在巴黎一所火葬场火化，骨灰坛安放在迪伦堡森林坟场内，永远安息。

法庭宣布他的案件因辩方辞世而终止，最终判决从未宣判。

人人都可以从他们的内在体验帮助和疗愈

「黑尔福德的奇迹医生」曾经带给千千万万人疗愈，却被遗弃在巴黎一条横街上，孤独地离世。为甚么要是这样？为甚么他要承受这样的苦难与苦涩？为甚么他不能拯救他自己？

格蕾特．霍斯纳(1922-2007) 是Bruno Gröning长期的助手，被他疗愈，也是Bruno Gröning朋友会的创办人，在她的著作《体验救赎，那就是真相》一书内这样写：「Bruno Gröning在世短短的一生带来许多美善，助人和治疗是他与生俱来的两份礼物。他到每一处，奇妙的事情便会发生，知识不能解释这些事情。他在1949年成为大众焦点，在黑尔福德的伟大疗愈后，在德国和海外广被谈论；可是，三个月后，他被禁止治疗，被逼害，被围猎，甚至被提控，为甚么？他对谁做了坏事？一个都没有，相反，他对千千万万的人行了好事，这些好事他们不可能从任何其他的人得到；他无辜，而他们却想惩罚他；他无辜，而他们却想阻止他做上主命令他做的事，就是救助人类。他需要在巴黎承受这恶意的苦果，就在亨纳街的癌症诊所里，忍受这苦涩的痛楚，内里被那不再被批准发放的疗愈能量彻底燃烧，人类的法律在德国禁止他行事，他面对谎言和诽谤，站在那里被控告，似个罪犯！他孤寂无语，承担人类全部的苦难，没有朋友意识到；而一切尽在承受，不会白费，必须是这样，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能拯救人类。」

而在她的著作 《我生，好让人类续存》一书内，她这样写：「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使用『受害者』这个词；可是，在这里，当Gröning死在巴黎时，这个词，力重千钧，确是真切。」

只有这样他的话才能得到满全，就如今天无数的成功实例所见证的，「当我不再以『人』的身份活在世上，即是当我不再使用我的躯体时，人类将可走得那么远，以至人人都可从他们的内在体验帮助和疗愈。」

大审讯的延续

上诉聆讯和推翻原审判决

Gröning的不利起点

在1958年的上诉聆讯中，对Bruno Gröning不利的是上诉一方是州检察官，而不是他，Gröning不但受到那时他的粗心大意的律师损害，而延迟了将档案转交到新法律团队也防碍了聆讯的准备。

对Gröning更为不利的是：控方证人们更具信心，联合一致，看来在「医生的禁止」的议题上达成协议。

监禁、罚款和保释，在未澄清治疗的问题前实属「可耻」

这一次判刑如下：「疏忽导至他人死亡」罪名：判监八个月；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的罪名：罚款5000马克；准予缓刑。

安妮．弗赖恩．埃布．冯．艾森巴赫不但出席了第二次聆讯，也出席了第一次，她在庭上旁观，形容裁决是「德国的耻辱」。

Bruno Gröning宣布他受罚是因为他行了好事，他抱怨在审讯的整段期间内，没有人，甚至他的律师，有些微兴趣问疗愈如何达致，如果有人提出这问题，他的工作便明显和医学上的治疗绝对没有关连，控罪定会被撤销；可是，没有人有兴趣在法庭内澄清这个问题，他们对Gröning有先入为主的徧见，不打算让步。

临死前申请上诉

可是，这不表示案件完结，这次由Bruno Gröning上诉，聆讯日期定于1959年1月22日在慕尼黑高级区域法院进行；但是，聆讯没有出现，因为Bruno Groning在同一个月谢世。

《他的话驱逐疾病》

尽管禁医令和诉讼仍在，疗愈依然继续

身体康复和内在转变

在冲突和战役期间，Bruno Gröning继续工作，1957年，医学专家兼记者霍斯特．曼恩医生在《新一页》杂志发表了一连串文章(还有其他)，题目是《他的话驱逐疾病》：

「第二天早上，我从哈默林驱车往第士泰河畔的小镇施普林格，这里由一些被疗愈的人自发成立了一个Gröning小组。在这里，我再次体验这一切，正如我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各处，在奥格斯堡、哈默林、维也纳、普洛兴根和其他城镇所体验过的，人们站起来告诉我他们的疾病，说出主诊医生的名字，回复健康和对Gröning的感谢；而在每个事例里，他们都愿意高举双手发誓。

『当我还是婴儿时两边的髋关节已经移位，』来自汉诺威50岁的尤丽叶．普罗丽特说：『之后，我只能用拐杖走路，医生只能减轻我的痛苦。当我正在聆听Gröning先生演讲时，经历强烈的反应，那已全弯的背脊再次挺直，我可以再次行走，没有复发…』

『我的关节感染风湿，持续受病发和脓疮折磨，Gröning解除我的痛苦。』哈默林的威廉．加伯特说。

『我只可藉着使用吗啡才能够忍受我的胆囊问题，』韦尼格森的库尔特．乌帕塔尔诉说，『我感谢Bruno Gröning解除我的苦难。』

『我患上严重的糖尿病，』施普林格的罗拔．蒂埃斯说，『更危险的是我的心肌羸弱；今天，这两个病再不会影响我了，为此，我感谢Bruno Gröning解除我的痛苦。』

这样的例子一大串，告诉我这些故事的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甚么年龄都有；所列举的疾病由头痛到神经线发炎，坐骨神经的、肾脏和胆囊的问题到心脏病和瘫痪。

但是，深深打动着我的是另外的事情，许多人都在大批听众面前，坦诚开放地诉说他们怎样藉着Bruno Gröning经历内在的改变，摒弃了不断追求成功的动力和自我中心的态度，代之以内心平静及平安，和小组为先的想法。」

是甚么让人人都可以得到成功疗愈：那人的信心

霍斯特．曼恩医生解释：「与那些被Bruno Gröning疗愈的人谈话后，我心内有一条越来越强烈的问题，疗愈是否对所有人都可能，或是，更大胆发问，对所有疾病都可能？这从Gröning幅射开去的能量的极限是甚么？会否有危险？【…】

我上次探访他时向他提问，『我不能也不想逼任何人，』他告诉我：『如果有人关闭自己，并不准备向那带来秩序的能量开放，我本身没有身份硬闯，我会做的是挑战他们摆脱邪恶的羁绊，是邪恶阻挠福祉和健康。』

我有另一个问题，『每个疾病都有不同程度的危险，』我说：『假如有个病人病危，许多医生都已放弃，但他准许一个依然为他努力的医生代他向你求援，你有能力帮忙吗？』

『有。』Gröning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那位病人有信念，又如果医生信任他所行的路，成功不会不来临；他俩的联合信念会在病人身上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许多时，正正是当那绝望的人抓紧最后一根稻草时，成功就会第一时间出现。』」

与Gröning协会分手

是时候清点损害了

Gröning被罚款，气量狭窄的官僚冷眼旁观

1957年10月，Bruno Gröning与Gröning协会的经理们的关系恶化，最终导至正面冲突，Gröning协会气量狭窄的官僚主义行径对他造成重大的损害，争执源于法庭的裁决，Gröning须于短期内缴交2000马克罚款，由于他的工作从不取酬，因此无力缴交。Gröning协会的委员会从起始便答应支付全部法律费用，但这是否包括罚款在委员会内争议不休，委员会想利用冗长的官僚程序去审视协会是否有责任支付那2000马克，只有在完成这程序后才打算处理筹款的事宜；若是这样，可以预见该笔款项将会太迟交于Gröning。协会竟然就手旁观，甚么都不做；如果Gröning未能缴交罚款，将会被关进牢房，这导至公开冲突和最终分手。

伪朋友

在一份厚达六十二页题为《协会活动的回顾》的文件内，Gröning谈到协会对他造成伤害的所有论据，他在总结时说：「当我今天比较我当初的环境(那些谋利之徒：梅尔堡、恩德林、舒米德和许斯曼) 和我现今的环境(协会的委员们)时，我得出相同的结论：今天的最终结果和当初的完全相同。今天，透过那些理应是我最好最亲密的朋友的工作，我们所成就的绝不比那时的多。那时，我被那些助手用肮脏的技俩出卖；今天，我的朋友们让我失望，当我面对法律诉讼和多项控罪时，他们静立在旁，冷眼旁观，拒施援手，我未能出访地区小组，因为他们没有安排车辆；对那些针对我的抹黑活动，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以致当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造成混乱，因为你们竟不在我的身旁；那些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和经验丰富的人士有能力也定当支持我，好让我在世上的这一段时光不用经历这样的事情。

这些朋友中竟无一个尽心尽力为我的自由奋斗，无人有勇气为我真的挺身而出，甚么都没有做；他们气量狭窄，经官僚程序作出一个接一个的决定，没有人真心为我，也没有人全心全意，出尽全力让我从法律诉讼的，与新闻界的，与抹黑诽谤活动的战役中一劳永逸释放出来；没有人协助我工作，修理坏车等等，替我清除我的道路上的障碍，让我可以履行在世上的使命：带给人类生命的力量，引领人们达致信念。

为达成这目标，我需要平安和宁静，不用经常被外在世俗的影响打断和阻挠；我需要真正的保护高墙，以容许我将所赋予我的不受干扰地施展；没有人想过这些，一个都没有，那些想当我的朋友的一个也没有，而这正正是真的可耻和让我失望。」

- 那些谋利之徒志在谋利，他们被确认为坏蛋；
- Gröning协会的朋友们太半心半意，太冷漠和太安逸；我不会说立心不良。

「结果都是一样：我得不到自由，我在Gröning协会委员会内的朋友没有遵守诺言，我被他们所作的一切阻碍。」

失败的协会

魏瑟尔下台，Gröning协会亦从未能正式注册，在短时间之后解散；代替它的是《生命中灵性和自然法则协进会》，它创立于1958年，由德国的埃里希．佩尔斯和奥地利的亚历山大．洛伊领导，可是，这个在Bruno Gröning有生之年最后成立的团体，没有实行他所希望的，他的名字甚至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它的会章内。

大审讯 (1955-1957)

以「疏忽杀人」的罪名被公诉，无罪释放，绝对禁止医治

1955年3月4日，州检察部再次控告Bruno Gröning，他再一次被控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另一项控罪：疏忽杀人。

Gröning否认承诺疗愈和禁止寻求医护治理

在收到法庭的传票后，他向朋友们求助：「亲爱的朋友们！近日来，整个新闻界和电台以基本上徧颇的方式报导了慕尼黑州检察服务第二组预备立案，控告我『疏忽导至他人死亡』，我被假定在1949年尾向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许诺疗愈，和阻止了她到疗养院及到医生处求诊。表面看来，我须为这年青人的死亡负上责任。任何人以清醒的头脑读到或听到这些报导，都会明辨它们的用意，就是要在我的朋友之间制造混乱，阻止所有求助者吸收我传播的知识，和阻止我们所有的努力。他们用尽种种方法阻止我和Gröning协会的活动，甚至阻止你们。当然，事实是事情与他们所描绘的大不相同！我的朋友们，我在这里甚么都不用解释，你们知道我从不许诺疗愈，也从不建议不求医。」

异常地迟重新展开调查

Gröning对他的朋友们继续说：「我已经在1952年洗脱所有控罪。」『鲁思．库富斯案件』发生于1949年尾1950年初，却没有在1951-1952年的案件中呈上法庭，这不是很古怪吗？虽然所有的文件都已准备妥当并已呈上法庭，但是，对我展开的新的案件竟选在1953年11月22日在穆尔瑙向公众透露，正是Groning协会成立的日子，这不是很触目吗？真相是：自1954年1月起，大批地区小组的领袖和朋友们及协会的成员被警方约会面谈和监视。」

辩方证人被拒绝，控方证人受欢迎

诉讼准备经年，Bruno Gröning的辩护受到严重干扰，差不多所有会提供有利证供的证人都被拒绝，相反，控方证人全被接纳，其中有两个Gröning的前关连人士：欧根．恩德林和奥托．梅尔堡。梅尔堡是首次法律诉讼的共同被告，他与Gröning反目成仇，用严厉的方式出尽全力损害他。在「疏忽导致他人死亡」的控罪上他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该事件发生在他当Gröning的经理人“的期间。

受操控的鲁思．库富斯案件

埃米尔．库富斯是一间储蓄银行的官员，1949年11月，他带同17岁的女儿鲁思出席Gröning的讲座，女儿两边肺叶都受到肺结核煎熬，Gröning实时察觉她无可救药，并向一名当时在场的医生表明，可是，梅尔堡向他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接下这个个案，因此，Gröning和鲁思．库富斯于讲座后面谈，鼓励她要有勇气，并建议她的父亲在九日内安排她往医学专家处接受检查，意图促使该女孩接受医护照顾。女孩不想与医生再有任何接触，她的父亲允诺亲自处理这件事。

在跟着的一段日子里，书信往来全由梅尔堡处理，不经Gröning；他下次听闻鲁思．库富斯是在1950年5月，这期间，她的父亲曾多次致函求助，哀求Gröning往访；梅尔堡从不转交信件，却自行决定和在Gröning不知情的情况下，答应与库富斯先生会面。临近会面日子梅尔堡方才知会Gröning，并逼使他陪他同往。

梅尔堡后来声称Gröning答允治疗该少女，事实是梅尔堡自行向她的父亲保证会游说Groning医治他的女儿，他看准这个银行官员是个收入来源，想开拓这财源，因而需要Gröning。在该次探访后不久，Gröning与梅尔堡割席，各走各路。

对Gröning一项严重指控是他禁止了鲁思．库富斯寻求进一步的医疗治理，事实刚好相反：即使在第一次会面时，他已经送该女孩去见医生，而这事实竟由控方证人确认；同时，在1949年秋天一次电台访问中，他呼吁人们「要继续做医疗检查，直到最后。」他不时提点那些到来寻求帮助的人要信任他们的医生。

鲁思．库富斯已经历过数次痛苦但没有疗效的疗法，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于1950年12月30日死于肺结核。

医学尊家确认治疗无望

奥托．科尔格鲁布医生为鲁思．库富斯案件当专家证人作供，从医学角度解说整件事件：「清醒地观察，即使非专业人士都会如赛京根健康委员会所达致的结论，就是鉴于『非常严重的情况』，根据医生的发现，是指『足以致命』或『危急』，疗愈从正常人的预期看根本没有可能；正如所有具备正确思维，喜怒不形于色的医生，即使拥有最新的药物和不至于过度自负，自以为可对自然力量置之不理，都会同意慕尼黑的利廷教授在专家证供内的意见，其中说：『不能说在1949年11月5日之前有较大的机会痊愈。』我的意见是，病人可活至1950年12月30日已使人惊叹，可以说Gröning的影响事实上在某程度延长了她的生命。在为我的专家证供作结论时，我想概述那些声称『痊愈的机会正在出现，』和『假使Gröning先生从没有接近她，病人库富斯的生命便可能会延长，』既不能肯定成立，也无法证明。」

不成功的法庭判决

1957年7月尾，慕尼黑区域法庭的陪审团达致决定：在「疏忽杀人」的控罪上，Bruno Gröning无罪释放；可是，在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的控罪上，他被罚款2000马克。

虽然乍看之下这裁决看似正面，对Gröning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它实际上最终禁止他的工作，他的律师犯了判断的失误，对判决的评估远较Gröning为正面。可是，是州检察官，不是他，对裁判提出上诉，第二次聆讯定于1958年1月中进行，再一次在慕尼黑。

Gröning协会

希望透过协会可自由工作

尽管被禁制，Bruno Gröning在1950年代初期成立了许多小组以便接触最多的人，在小组内只举行讲座，将全部精力用于传授知识，以帮助求助的人。

法律保护和闻名的管理

1953年11月22日，他在穆尔瑙/塞豪森成立雨伞组织Gröning协会，打算向社团登记处登记，以便为Bruno Gröning的工作提供法律保护，避免与《非医疗从业员法》进一步冲突。

Gröning协会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齐柏林百爵，马图施卡百爵，安妮．弗赖恩．埃布．冯．艾森巴赫，高级工程师赫尔曼．理丁格和经理康斯坦丁．魏瑟尔等，还有初创时的共同创会人鲁杜夫．巴赫曼，他不久退会，Bruno Gröning是终身会长。

秘书对利润的渴求优先于病人的福祉

协会的秘书是来自海德堡的记者和讲师埃贡．阿瑟．舒米德，即使在黑尔福德时，他已是「奇迹医生」的亲密助手，亦成立了Bruno Gröning朋友环，该协会的运作和Bruno Gröning心中所想相去甚远，短时间后解散；那时，Gröning与舒米德保持距离，因为舒米德亏空捐款。

1952年，舒米德再次向Gröning求助，声称他已经知错，请求Gröning准许他帮助发展他的事功，Gröning再次接纳他一起工作，给予舒米德机会显示病人的福祉是否真的在他心中，或是他只有兴趣于自己的财务利益。

1955年，Bruno Gröning与舒米德永久割席，因为后者没有改变态度，再一次意图从Gröning的能力中取利。分手后，舒米德数次向Gröning提讼，要为他的义务工作取回报酬。

谁侍奉谁：协会侍奉Gröning的事功，还是Gröning的事功侍奉协会？

康斯坦丁．魏瑟尔和赫尔曼．理丁格共同承担理事长的角色，这看来大有希望，因为他俩富于经验，他们的背景亦对Gröning有利，剩下来的危险就是，两人会以为他们较这个普通的工人优秀，因为他们学历较高，因而在行事上会违反他的意愿。

随着时间过去，事情真的向这方向发展，两人变得越来越难接受Bruno Gröning对他们所讲的一切，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协会不但以Gröning命名，同时也是为他而创立。对他们来说，Gröning协会本身渐渐变成目的，完全迷失了Gröning的最主要目标：帮助受苦难的人，他们看来忽视了事实上是透过Gröning，不是协会，疗愈才可能出现。

因此，Gröning协会的发展与它应走的方向越来越背道而驰，协会以他命名，却成为他的监狱，不但不能给他自由，反而越来越多制肘。

对禁止治疗的首次法庭聆讯(1951-1952)

Gröning的工作从医学角度看是医疗业务吗？

因「未经授权从事医疗活动」被公诉

1951-52年，Bruno Gröning首次现身慕尼黑法院，被控「无牌行医」，虽然巴伐利亚州内政部曾视他的活动为无偿的爱的活动；今天，法庭将会从医学上的医疗业务审视他的活动。

控罪是基于1939年通过的《非医疗从业员法》，这法令取代直至那时一直有效的治疗师自由的法律，目的是要将所有医疗事务操于国家社会(纳粹) 党的医生手中。

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是耶，非耶。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聆讯后，Gröning都被判无罪，慕尼黑法庭的主席法官在1952年3月的裁决中指出：

「法庭不认为基于单方面的专家证供而判被告有罪是恰当的，因为Gröning的活动是否涵盖于《非医疗从业员法》实属大有疑问，因为它们属于一个在今天研究严重不足的范畴。」

上诉后，维持无罪的判决，但是，Gröning的活动被清楚定义为《非医疗从业员法》所规范的医疗业务：

「被告因而在没有执照和不是医生的情况下，从事『诊断，医治或减轻人们的疾病，痛苦或身体缺陷』的活动，这些都是在《非医疗从业员法》内的医疗业务。」

诚实的判断失误意味禁止治疗

裁决继续：「可是，不能随而对被告判刑，因为鉴于从事医疗业务的事件的客观本质上，他犯了诚实的判断失误，因而没有蓄意行动。」

由于裁决清楚说明Bruno Gröning被视为犯了诚实的判断失误，这失误等同法律上的禁医令，纵使维持无罪的判决。从这一刻开始，Bruno Gröning知道他的活动被视为《非医疗从业员法》所界定的医疗业务，因而被禁止。他的工作的真正性质，即他所使用的方法与医学上的医疗业务完全无关，却从未被确认。

容忍狡诈之徒

Bruno Gröning给所有人纠正的机会

被迫付费，助手露出真性情

一次又一次，人们以支持Gröning为借口接近他，可是，许多都只是有兴趣借助他的能力谋利，他好像对这些人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当他们枉费心机或Gröning与他们割席时，在许多情况中他们都会运用冗长的法律程序尝试逼他付费。

举个例子，1949年3月，许斯曼太太和她的丈夫为答谢Gröning疗愈她们的儿子，邀请他到她们在黑尔福德的家作客，当她断定不能从Gröning身上赚取分毫时，将他告上民事法庭，她将原先当义工的时间计算为工时以追讨欠薪，Bruno Gröning须向她每月支付一笔款项，直至他去世。这可不是唯一的事例，许多前义工都用这或近似的方法显露他们的真性情。

「这些人也是必要的，为显露谁是这类人。」

为甚么Bruno Gröning让这些所谓助手这么接近他？为甚么他不索性避免接触这些谋利之徒？1950年8月31日，他在一个讲座上谈到这个问题：「在尝试谋取金钱之前，这些人不会离开这个拥有知识和能力的小男人，他们相信他们发现了一个金矿，部份原因是他们曾经有机会谋利，可是，感谢上主，他们没有能力利用这个机会；必定有这类人，好使我们辨别谁真的是这些人，以显示他践踏亡者亦不理病人的死活。有些人将死者踩在脚底，并会冷静地望着躺在那里的病人，这些人从不过问，却出尽千方百计接近我，我知道他们经常问：『噢，如果那人知得那么多，他怎会不知（我们的图谋）？或许他根本一无所知？』我知不知和知多少你们终会知道，但是，这种事就是这样，在我建立的事功中这部份留白，为使你们的道路自由开放。」

「…于是人人都知道他们是谁。」

格蕾特．霍斯纳(1922-2007) 被Bruno Gröning治愈，是他长期的帮手和Bruno Gröning朋友会的创办人，在她的著作《这里是有关Bruno Gröning的真相》一书中描述以下事件：「有一次，当我离开时，我祝愿Gröning先生事事顺利，并说：『Gröning先生，我愿你现在能够平静地工作，不会被那些不诚实的人接近。』绝对出乎我意料，他竟说：『全错，必定会是这样的！』我不明白，可是，他向我解释为何他会容忍和忍受这些事情，因而向我透露了一个大秘密。『我知道一个人的心中所想，可是，假如我对人们说：「他是撒谎者，他是骗子，是个贼，」没有人会相信我，我必须做甚么？我须要吸引他们到我跟前，教导他们行善，提点他们纠正他们的方法，然后再给他们机会撒谎，行骗和偷盗。如果他们这样做，尽管已学过我的教导，那么人人便会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之后，我会容许他们非常接近我，而我不是懦夫，我会抗争。』」

新途径和死胡同

Gröning身边的谋利之徒

Gröning的自委经理人，拥有独家权利

奥托．梅尔堡是个来自万格罗格岛的商人，他感激Bruno Gröning疗愈了他的妻子，因而支持他，向他展示成立治疗中心的具体计划，Bruno Gröning同意他的计划，梅尔堡便成为他的「经理人」。

1949年12月尾，他俩同到万格罗格岛，在这里，Gröning在梅尔堡主办的活动中演讲，并进行了数不清的疗愈，对梅尔堡完全信任。1950年1月8日在万格罗格岛，透过一份确认声明，Bruno Gröning将他未来的工作计划完全交托于梅尔堡的手中。

「Gröning先生同意梅尔堡先生的计划，并承诺全身投入以达致这目标，就是，给予梅尔堡所有必需的支持，在有关打算创立的协会及其随后的活动中竭尽所能，及在任何有利达致前述目标的工作上竭尽所能。Gröning先生向梅尔堡先生负上个人责任，也向在创立中的协会和上述明言的目标负上责任。再者，Gröning先生承诺不会向其他任何人或团体提供支持，只会在协会背景下和只会在梅尔堡先生同意下进行他的活动。」

早在一月时，梅尔堡成立了「Gröning的治疗方法调查协会」，自任理事长，月薪1000马克，Bruno Gröning分毫不收。很明显梅尔堡没有遵守诺言，只视Gröning为金矿，并轻蔑地形容他是「他马厩内最好的一匹马」，他眼里没有病人，只用合约将Gröning和他自己捆绑在一起，无论梅尔堡想做甚么，「奇迹疗者」都要照做。

直至1950年6月Gröning方能摆脱梅尔堡的羁绊，恢复自由身，为此，梅尔堡誓言报复，「我会使Gröning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我会打断他身体内每一根骨头。」

保健师的讲座要约

紧随之后的数个月，Gröning与来自慕尼黑的自然保健师欧根．恩德林一起工作，恩德林在特瑞富农庄得到疗愈，提供机会予Gröning在他的诊所举行讲座，可是，他也是只想谋取商业利益，没有兴趣帮助病人，只想从Gröning现象中取利，至年底时Gröning与他拆伙，而在1952至53年间两人的第二次合伙也以同样原因失败。

妄想发达的治疗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边里，Gröning在格雷费尔芬格的魏克尔斯海姆寄宿楼举行讲座，记者库尔特．特兰普博士主办那些讲座并带他入内；他曾被派往特瑞富农庄为慕尼黑一份报章制作了一份报告，自1949年秋天开始认识Gröning，脚患意外地被治愈，因感激而写了《大逆转》一书，并从官方跟进Gröning的案件。和恩德林那时的情况一样，在格雷费尔芬格的演讲坐无虚席，出现了许多难以置信的疗愈，但两人的合作未能持久；一天，特兰普相信他已从Gröning身上学得七七八八，和他拆伙，自立门户当治疗师。

人潮涌到罗森海姆的特瑞富农庄

1949年9月，每天接近三万求助者聚集在Gröning跟前

在海德堡的调查结束后，Bruno Gröning于1949年8月去到德国南部，想远离因他的名声所引发的骚动，退隐到罗森海姆附近一所私人房产。起初，他成功将行踪保密，可是，当第一份报纸报导了他抵达巴伐利亚州后，群众开始到来。

每日多达30000人如潮水般涌到在罗森海姆的特瑞富农庄，新闻界，电台，每周新闻节目都大肆报导这些事件，甚至拍了一套叫Gröning的电影，记录环绕他所发生的事件。

圣经场景

9月第二个星期，《闪电日报》在特刋内报导：「与此同时，超过一万人在酷热下聚在一起多个小时，等待Gröning在阳台出现向群众讲话及幅射他的治疗能量的那一刻，群众密密麻麻站在一起，以便取得他的『治疗射线』的最大益处，那些坐在轮椅或椅子里最严重的病人，或单独站在周边的病人，已经开始感受到效果：半失明的人开始复见，从前残障的人可以站起，瘫痪的人开始郁动他们僵硬的四肢；数以在百计的人诉说他们身体患病之处痛楚增加，他们谈及拉扯，针刺般的感觉和麻痛，那难以形容的『身轻』的感觉，或是头痛忽然消失。」

圣经场景不单在特瑞富农庄出现，无论Gröning现身何地，数不清的病人便会实时围绕着他。安妮坦．霍莱在她的著作《今天的灵性治疗师》一书中描述了Gröning周围的情况，当Gröning仅仅预告他快将到那处，人群便开始往那处朝圣。记者鲁道夫．斯皮茨记录了1949年9月Gröning到访慕尼黑时的场景，那是典型的场景：

「下午7时，数以千计的民众站在太阳街上，晚上10时30分，他们依然在那里。在战争的五年间我曾有无数的经历，却没有一个经历如那四小时般震撼，我坐在Gröning对面，经历了一场触目惊心的苦难和痛苦的巡行，癫痫病人，盲人和扶着拐杖的跛子都挤向他，母亲们将她们残障的子女递给他，也有知觉全失的人；人们高呼大叫，焦急的求助呼叫，恳求，渴望，叹息。」

政府官员识别善意

安妮坦．霍莱继续引用记者鲁道夫．斯皮茨：「来自慕尼黑的库尔特．特兰普博士观察到在担架上的病人，跛足的，及厚厚的大群民众。特兰普也到过Gröning的现居地，位于罗森海姆的特瑞富农庄，他在那里为《日耳曼慕尼黑周报》当记者，是个头脑冷静的记者，只会记录他亲眼所见的和亲耳所闻的。『我们听到发自阳台的声音，但那不是Gröning的声音，我们赶到窗前，慕尼黑警队总裁皮策正在向群众讲话，说折磨他多年的坐骨神经痛在Gröning跟前已得到改善；皮策绝不是那类过度敏感，凭空想象的人，只会对他观察所得，真的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作证，他在这里公开承认Gröning，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客哈根也跟着发表了类似的讲话。』」

巴伐利亚州官方倾向正面对待Bruno Gröning，1949年9月7日，《慕尼黑汞报》以标题《对Gröning释出善意》报导：「州政府总理埃哈德博士在星期一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不应因法律条文致使如Gröning般卓越的工作被弃如敝屣，依他的意见，没有严重的障碍可以阻止Gröning在巴伐利亚州取得工作许可。」

在付印时，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宣布：经初步调查Gröning的治疗活动后，结论是那些活动可被视为无偿的爱的行动，因此无须申领《非医疗从业员法》下的执业牌照。

从诽谤到疗愈的医疗记录

在特瑞富农庄，围绕Gröning身畔的人和事熙熙攘攘，许多商人都想将他的能力转化成金钱，他们损害他的声誉和地位，致使当局和他保持距离。当情况恶化至忍无可忍时，Gröning引退到巴伐利亚州的山峦中，他想仔细研究一些建立治疗中心的要约，目标是要设立治疗设施，方便求治者有系统地接受治疗，医生们会依据海德堡模式进行治疗前和治疗后的查证，并将治疗记录在案。

「Gröning现象」与科学

在海德堡的医学审查，许诺签发证书

在黑尔福德这段时期，为《回顾》杂志供稿的医学专家们开始研究Gröning的成功疗愈个案，费希尔教授是来自玛尔堡的心理学家，他带同一个特约记者团队到黑尔福德，在那里会见被疗愈的病人，他大为震惊，因为他必须确认Gröning的「方法」是真正的成功，为此，《回顾》杂志决定协助寻找「Gröning现象」的科学解释，海德堡大学诊所将会对「奇迹医生」的「治疗方法」进行研究。

Bruno Gröning同意费希尔的建议，因为费希尔对他许诺如果一切顺利，会给他正面的专家证书，Gröning希望可找到一个方法让他无拘无束地工作。

在群医眼前进行治疗，「Bruno Gröning不是江湖骗子。」

调查从7月27日开始，病人从超过80000名致函求助的病人中挑选出来，数名病人由海德堡卢多夫克莱尔诊所转介，他须向这批病人证明自己的医术。所有病人都由医生作了彻底的检查，并被确诊，然后，Gröning向他们使用他的「方法」，整个过程医生都在场，他们见证了一些疾病自然消失的事实；之后，在诊所进行了覆检以确认康复，甚至一些不治之症如僵直性脊椎炎都被疗愈。

在一份报告内（并由《回顾》杂志转载），费希尔博士强调Bruno Gröning不是江湖骗子，相反，是个天才横溢的灵魂医师；他继而以他自己的观点尝试解释「Gröning现象」，在过程中对Gröning有欠公允。

Groning禁止谋利

最终的证书将于所有结果被覆检后颁发，Bruno Gröning得到保证障碍会被清除，让他可以一劳永逸，自由地继续他的工作。同时间，费希尔教授和魏察克教授(他俩负责整个项目) 向Bruno Gröning提出建议：他俩想建立治疗中心，他会在那里与医生们一起工作，医生们将会负责管理中心和挑选病人。

对此建议Bruno Gröning回应如下：「恕我不能接受这个建议的相关财务问题，我们，包括那些想对这工作融资的人，理所当然曾经数番讨论，我不能同意费希尔教授的建议，只好婉拒，因为第一，我一文不名，不能接受任何我没有能力满足的财务承担；第二，我从没想过将整项事业转化成一盘生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可能的要求；此外，我只想做属于我的呼召的工作，就是帮助求助者，因此，我对医生们例如心理治疗师们来者不拒，但绝不会将整件事情化成生意。」

没有证书，与法律的潜在矛盾

Bruno Gröning的反对态度导至教授们对他失去兴趣，承诺了的证书从未签发，他们不但不让他自由地继续工作，反而设置了新的障碍；由于在进行了的研究中，在他的「治疗方法」里使用了「治疗」，「病人」等等的词汇，表示是从医疗业务的角度审视的，因而无可避免与《非医疗从业员法》发生冲突。

1949年，在聚光灯下

Bruno Gröning 在黑尔福德的工作

数以千计的病人和求助者包围Gröning

九岁的迪特尔．许斯曼罹患渐进肌肉萎缩症，已卧床多时，给他诊治过的医生或教授都无能为力，在Bruno Gröning开始看顾过他后，那小孩竟忽然可以再次行走，他的父亲许斯曼先生是工程师，对儿子忽然痊愈万分惊讶。据许斯曼所说，他请求Bruno Gröning留下，想邀请其他病人到来，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行奇迹的人」的帮助。

Bruno Gröning接受他的请求，日复日，越来越多求助者到来，更多的人听闻围绕Gröning的奇迹事件。不久，人人都在谈论他，报纸大字标题报导「奇迹医生」；在英国管辖区内，他成为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到威廉广场，一群一群的人包围着他客居的屋子。

来自《慕利黑汞报》的明斯特．卢根龙霍尔斯于1949年6月24日报导：「当我早上约10时30分抵达黑尔福德时，已经有近千人站立在威廉广场上一所两层高的楼房前面，那是一幅难以形容的苦难图，无数人坐在轮椅里，有些人由他们的亲人带来，盲的、聋的和哑的，母亲带着她们智障的和伤残的孩子，老妇与年青人，全都挤在一起，叹息呻吟。广场周边停泊了接近一百辆汽车，货车和巴士，全都从老远而来。」

瘫子、溃疡患者、盲人：「Gröning先生望着我，现在我已完全康复。」

明斯特．卢根龙霍尔斯继续报导：「『你相信你会痊愈吗？』我问其中一名病人，她点头。当中一人对我说：『你应该昨天到来，Bruno Gröning不在这里，他在莱茵平原的菲尔森，而就在这里，在广场上，五名瘸子站起来，痊愈了，回家去，那是遥距疗愈，是后园疗愈了他们。』其他病人证实他所说的。

我深入人丛中，记录他们那些奇妙的故事，单是这些故事便足够结集成书。当我点香烟时，附近一个年青人对我说：『请你卖一根给我！』他穿着的外衣是制服，看似从苏联回来的退役人员，我给了他一根，他点燃了，高声喧叫：『看，我甚么东西都可以自己做。』他移动右臂和手指，也移动右腿。『Bruno Gröning也治愈了你吗？』我问他。『是的，我身体右边在苏联瘫了，Bruno Gröning望着我，现在我已经彻底康复，我依然不太明白。』他快乐地摇动手脚。

我走向一群人，他们围着一个大约四十岁满头白发的女士。『当然，』我听到该位女士说，『我被Bruno Gröning治愈了，从前我患上大范围的胃溃疡，越来越瘦，剧痛至再不能入睡。我们共有十二个人围着Gröning，他望着我，我仿佛感到溃疡犹如石块掉在地上，自此以后痛楚消失，体重增加，而我照过的X光片毫无争议地显示溃疡已经消失。我自愿到医务复核委员会接受调查，我告诉你，他们大为震惊！』

那女士继续说：『但这些都还未完，上星期广场上有个盲人连续不断等了数日数夜，由于我经常在这里，我留意到他，为他感到难过，邀请他一同用膳』。『不，』他拒绝，『我绝不能错过Bruno Gröning出来的那一刻。』我只好带给他一些面包卷，告诉他我会确保有人带他到火车站。『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定能自行前往车站。』之后，我亲眼见证当Bruno Gröning到来时，那年青人大叫：『我可以再次看见了！』真的，那遮盖着他双眼的面纱已被抹掉，他描述我拿着的手袋。他说：『看，那里有辆车驶过，而那就是车牌。』他独自寻路往火车站，所有站在附近的人都喜极而泣。」

市政府官员和医学界禁止治疗

不久，政府官员也关注这些事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Bruno Gröning被禁止治疗，几位富影响力的名医宣布与他为敌，他们用尽方法阻止他的活动，并要求对他的治疗能力进行科学查证。可是，从这些有影响力的医生的说话可以看到禁止治疗的真正原因：「Gröning想证明甚么都可以，但他不会被批准行医。」「与Gröning扯上关系冒犯了医生的专业荣誉。」六月尾，他被迫永久离开黑尔福德，为使他取得批准进行治疗的努力全都失败。

事业与生命的里程

将来活动的准备

被迫当学徒，也被迫中断

在进入小学直至第五级后，Bruno Gröning开始成为商科学徒，两年半后因父亲的压力而被迫放弃，他的父亲是一个砌砖管工，想儿子学习一门手艺，Gröning因而改当木工学徒，战后的经济动荡导致他未能学成，在满师前三个月，他当学徒的工厂因订单不足而倒闭；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为了生活而做过多份工作。关于这段日子，埃贡．阿瑟．舒米德记载如下：

「他沾手任何工作，都必成功。」

「众多工友告诉我一个值得留意的特征，就是他沾手任何工作，无论修理钟表或收音机，或是当锁匠，都胜任有余，尤其擅长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同时，他绝不畏难，承担最粗重和最艰辛的工作，当船坞工人时克尽本份。他不讳言这些艰苦低下的工作是接引他到达低谷的途径，好让他登上高峰，正如中国古谚语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早期的战友留下许多报告，我最近接触到其中一个，作者毫无保留，简单而直接地说与他共事一年以来，Bruno Gröning是他所遇到的战友中最好，最有分寸的一个，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

婚姻与家庭憾事

他于21岁时成婚，可是，妻子不暸解他，只想他扮演一个受人尊敬的住家男人的狭隘角色，对那些疗愈嗤之以鼻，视作异想天开。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哈拉尔次子岗特，分别生于1931年和1939年，同于九岁时夭折。虽然无数求治者都能透过Bruno Gröning体验疗愈，格特鲁德．郭尼格却不相信她丈夫的治疗能力，拒绝将两子交托于他，反而信赖医生，可是，传统医药对两个孩子回天乏术，他们都在医院离世，哈拉尔于1939年在格旦斯克，而岗特就于1949年在迪伦堡。对Bruno Gröning而言，两子离世是对命运沉重的打击，许多年之后，当他提到儿子时，依然泪流满面。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正好为他将来的工作做准备，他必须经历这些苦涩的经验，方能体会和明白人们在所有生活景况的感受，和所面对最深层的需要。

在前线与成为战俘时，助人代替开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runo Gröning于1943年被征召入伍，和上级发生冲突，由于他坚拒对人开枪，受到威吓会被带上军事法庭。可是，最终他都被送上前线，受伤，成为苏联的战俘，1945年获释，以难民的身份返回德国。

战争期间，Bruno Gröning的行为由助人的渴求主导，即使在前线，他用尽每个机会救助战友和平民百性。

在苏联某村庄内，他有能力安排那些濒临饿死的村民获得军方的粮食储备；身为战俘，他为其他战俘努力争取较好的衣服，食物和栖息之处，帮助了无数因饥饿而变得浮肿的民众回复健康。在那惨无人道的战争中，他没有杀人，反而救活了无数的人。

离婚，为人类献身

1945年12月他获释后，举家迁往黑森州的迪伦堡，在那里重建新生活。次子离世后，妻子试图阻止他投身慈善活动，他因而与她离婚，他感觉担负使命，要将拥有的疗愈能力施于所有人，他说：「我不属于个别人士，我属于全人类。」

1949年初，他实践的道路引领他去到鲁尔区，由于数字被疗愈者的报导，渐渐多人开始听闻Bruno Gröning，他逐家逐户探访，总会在病人需要他的地方出现，帮助他们，因而在小圈子内工作，直至1949年3月，他接受黑尔福德一个工程师的邀请，到那里探望他的儿子。

童年期与青年期

被拷打，被嘲笑，被误解，被接受，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孩

从冷漠无情的环境避入大自然：「就在这里，我体验上主！」

Bruno Gröning在1906年5月30日生于但泽奥利华，是奥古斯特和玛格丽特．郭尼格七个孩子中的老四。他的双亲很快便察觉他们的孩子拥有超凡的能力，举例说，那些被认为害羞的小动物，如兔子和小鹿会毫不畏惧，自发地到他跟前被受宠爱。

随着Bruno Gröning长大，他似乎与周围的环境越见疏离，Gröning解说，他有时在家内会被打至青一块紫一块，如他所言，那些拷打对他的身体没有造成伤害，但是，他感到被误解。

冷漠无情的环境排拒了小Bruno，他只好托庇于大自然，感觉自己喜爱亲近动物，大树和灌木丛更甚于某些人，他经常长时间在附近的森林流连。

「就在这里，在每株灌木，每棵大树，每只动物，甚至每枚石子里，我都可体验上主。我可长时间站在这里，吸收这一切，时间恍如没有意义，仿佛内在的我自行扩展，直到永恒。」

他从不与同龄的玩伴吵闹，因而经常被嘲笑为异类，被殴打和受到惩罚。

人们和动物对治疗无任欢迎

随着时间过去，Bruno Gröning的某项特质渐为人知，这特质后来使他成为大众焦点：在他跟前，人们和动物都会恢复健康。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经常造访军方医院，人们都高兴他来，伤兵们在他面前感觉良好，许多都重获健康。此外，病人们会要求他的妈妈与小Bruno同来探望他们，家人和朋友们都乐意接受这小男孩拥有治疗能力。

追寻独立

Bruno Gröning在他的自传内记述：「即使我只是个小孩，病人的病征在我面前会消失，当他们焦躁不安或在争吵时，我只需廖廖数语，成年人和孩童们一律都会变得冷静和平安。还有，当我仍是小童时，我已察觉那些被视为害羞，甚或是危险的动物，都对我友善温驯，相反，我与家人的关系奇怪而紧张，我很早期已追寻完全的自立，好能摆脱在家内被『误解』的环境。」

Bruno Gröning (1906-1959)

一个超乎寻常，却极具争议的人物

1949年，Bruno Gröning在德国一夜之间成为家传户晓的名字，新闻界，电视台和电台纷纷报导他和他的事迹，他很快便被称为「奇迹医生」，闹得举国不安，疑惑不定，他和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政府的最高层都表示关注，并成立了科学调查委员会。在北莱茵威思特法伦州，社会事务部部长以他触犯《非医疗从业员法》而起诉他；在巴伐利亚州，州政府总理宣告如Gröning般「卓越的工作」，实不应因某些法律条文而被弃如敝屣，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形容他的工作为「爱的劳动，完全免费」。

他的事例极富争议，在社会各阶层引发激烈的辩论，神职人员，医生，记者，政客和心理学家吵得面红耳赤，都在议论Gröning，一些人认为他的奇迹疗愈是「较高之能」的恩典，是份礼物，其他人却相信他是个江湖骗子，不过，那些疗愈都通过医学查证，被确认真有其事。

举世对一个卑微的工人的兴趣

Bruno Gröning在1906年生于格旦斯克，是个卑微的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难民的身份移居西德。战前，他曾从事不同的职业：木匠，工厂工人和船坞工人，之后，他忽然成为大众注意的中心点，会行奇迹疗愈的消息传遍世界，病人，求助信件和合作建议书从各国蜂涌而至，千千万万的民众像朝圣般汇聚到他活动之处，一场医疗革命行将展开。

陷入禁制，诉讼与唯利是图的助手的纠缠

可是，反对的力量正在凝聚，他们千方百计破坏Gröning的活动，他受尽禁医令和法律诉讼的困扰，而将他的工作融入现存社会架构的努力却徒劳无功，一方面是因为在社会秩序中各阶层拥有权力者的抗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助手对利润的贪婪，当他于1959年在巴黎辞世时，最后的诉讼仍在进行，聆讯被中止，最终判决也从未宣布，可是，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