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审讯 (1955-1957)

以「疏忽杀人」的罪名被公诉，无罪释放，绝对禁止医治

Bruno Grönings grosser Prozess 1955年3月4日，州检察部再次控告Bruno Gröning，他再一次被控违反《非医疗从业员法》；另一项控罪：疏忽杀人。

Gröning否认承诺疗愈和禁止寻求医护治理

在收到法庭的传票后，他向朋友们求助：「亲爱的朋友们！近日来，整个新闻界和电台以基本上徧颇的方式报导了慕尼黑州检察服务第二组预备立案，控告我『疏忽导至他人死亡』，我被假定在1949年尾向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许诺疗愈，和阻止了她到疗养院及到医生处求诊。表面看来，我须为这年青人的死亡负上责任。任何人以清醒的头脑读到或听到这些报导，都会明辨它们的用意，就是要在我的朋友之间制造混乱，阻止所有求助者吸收我传播的知识，和阻止我们所有的努力。他们用尽种种方法阻止我和Gröning协会的活动，甚至阻止你们。当然，事实是事情与他们所描绘的大不相同！我的朋友们，我在这里甚么都不用解释，你们知道我从不许诺疗愈，也从不建议不求医。」

异常地迟重新展开调查

Gröning对他的朋友们继续说：「我已经在1952年洗脱所有控罪。」『鲁思．库富斯案件』发生于1949年尾1950年初，却没有在1951-1952年的案件中呈上法庭，这不是很古怪吗？虽然所有的文件都已准备妥当并已呈上法庭，但是，对我展开的新的案件竟选在1953年11月22日在穆尔瑙向公众透露，正是Groning协会成立的日子，这不是很触目吗？真相是：自1954年1月起，大批地区小组的领袖和朋友们及协会的成员被警方约会面谈和监视。」

辩方证人被拒绝，控方证人受欢迎

诉讼准备经年，Bruno Gröning的辩护受到严重干扰，差不多所有会提供有利证供的证人都被拒绝，相反，控方证人全被接纳，其中有两个Gröning的前关连人士：欧根．恩德林和奥托．梅尔堡。梅尔堡是首次法律诉讼的共同被告，他与Gröning反目成仇，用严厉的方式出尽全力损害他。在「疏忽导致他人死亡」的控罪上他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该事件发生在他当Gröning的经理人“的期间。

受操控的鲁思．库富斯案件

埃米尔．库富斯是一间储蓄银行的官员，1949年11月，他带同17岁的女儿鲁思出席Gröning的讲座，女儿两边肺叶都受到肺结核煎熬，Gröning实时察觉她无可救药，并向一名当时在场的医生表明，可是，梅尔堡向他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接下这个个案，因此，Gröning和鲁思．库富斯于讲座后面谈，鼓励她要有勇气，并建议她的父亲在九日内安排她往医学专家处接受检查，意图促使该女孩接受医护照顾。女孩不想与医生再有任何接触，她的父亲允诺亲自处理这件事。

在跟着的一段日子里，书信往来全由梅尔堡处理，不经Gröning；他下次听闻鲁思．库富斯是在1950年5月，这期间，她的父亲曾多次致函求助，哀求Gröning往访；梅尔堡从不转交信件，却自行决定和在Gröning不知情的情况下，答应与库富斯先生会面。临近会面日子梅尔堡方才知会Gröning，并逼使他陪他同往。

梅尔堡后来声称Gröning答允治疗该少女，事实是梅尔堡自行向她的父亲保证会游说Groning医治他的女儿，他看准这个银行官员是个收入来源，想开拓这财源，因而需要Gröning。在该次探访后不久，Gröning与梅尔堡割席，各走各路。

对Gröning一项严重指控是他禁止了鲁思．库富斯寻求进一步的医疗治理，事实刚好相反：即使在第一次会面时，他已经送该女孩去见医生，而这事实竟由控方证人确认；同时，在1949年秋天一次电台访问中，他呼吁人们「要继续做医疗检查，直到最后。」他不时提点那些到来寻求帮助的人要信任他们的医生。

鲁思．库富斯已经历过数次痛苦但没有疗效的疗法，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于1950年12月30日死于肺结核。

医学尊家确认治疗无望

奥托．科尔格鲁布医生为鲁思．库富斯案件当专家证人作供，从医学角度解说整件事件：「清醒地观察，即使非专业人士都会如赛京根健康委员会所达致的结论，就是鉴于『非常严重的情况』，根据医生的发现，是指『足以致命』或『危急』，疗愈从正常人的预期看根本没有可能；正如所有具备正确思维，喜怒不形于色的医生，即使拥有最新的药物和不至于过度自负，自以为可对自然力量置之不理，都会同意慕尼黑的利廷教授在专家证供内的意见，其中说：『不能说在1949年11月5日之前有较大的机会痊愈。』我的意见是，病人可活至1950年12月30日已使人惊叹，可以说Gröning的影响事实上在某程度延长了她的生命。在为我的专家证供作结论时，我想概述那些声称『痊愈的机会正在出现，』和『假使Gröning先生从没有接近她，病人库富斯的生命便可能会延长，』既不能肯定成立，也无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