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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最後旅程
1959年1月26日，Bruno Gröning在巴黎與世長辭
確診：晚期胃癌
1958年深秋，Bruno Gröning和他第二任妻子喬賽特驅車往巴黎，他在1955年5月和她結婚。Gröning將自己交給他的朋友和癌症專家皮埃爾．格羅邦醫生檢查，X光片顯示晚期胃癌，格羅邦醫生想立刻動手術，但是Bruno Gröning拒絕。
他駕車返回德國，為他眾多的小組預備慶祝聖誕，12月4日，他製作了一匣錄音帶，將在聖誕慶祝會上播放，之後，他和太太再次返回巴黎；與此同時，格羅邦醫生通知了廣受尊敬的癌症手術專家貝朗格醫生，後者的診所在亨納街，離蒙馬特不遠。12月8日，Bruno Gröning就在這裡接受手術，結果讓醫生們震驚，Gröning的情況較X光片顯示的遠為不妙，根本無從動刀，手術的切口立即被縫合。
令人震驚的快速康復
關於這事喬賽特記述如下：「他們不能解釋為甚麼從Bruno的外表看不出他內裡糟透的痛苦，他仍然可以正常呼吸，過去數星期他的新陳代謝系統仍能完美運作，血液測驗結果理想。在這般晚期，病人已經歷各項嚴重的測試，即使進食極小量的物質都通常會嘔吐不止，因而會慢慢餓死，這些徵狀Bruno一項都沒有。」
他極速康復，醫生們都甚為驚奇；他駕車返回德國，參加聖誕慶祝。1月中，他與新成立的團體的代表們開了三天會，指示他們如何開展工作，那兩位代表絲毫不覺那將是他們最後一次與Bruno Gröning會面。
巴黎的手術在雷暴之下進行
他在1月21日飛返巴黎，因大腸阻塞，手術變得非動不可，定於1959年1月22日上午9時進行，正是慕尼黑上訴聆訊開始的同一時間。Bruno Gröning再次接受手術，要忍受他曾經讓無數人免除的痛苦，他不能亦不被容許救助自己。
那天早上當Gröning全身麻醉躺在手術床的時候，巴黎的上空忽然雷暴大作，他的妻子細說：「那天的自然現象非常奇特，1月22日，當我丈夫全身麻醉躺在手術床上的時候，巴黎開朗快樂的一天忽然被雷暴的長影吞噬，雷暴悄然猛至，驚雷亂打，狂電紛飛，天昏地暗，大白天我們都要亮燈，護士對如此猛烈的雷暴甚表震驚。手術之後數日，Bruno的體溫，血壓和脈膊都完全正常，他甚至兩次起床坐進扶手椅內。」
「內裡徹底燃燒殆盡」
1月25日，他陷入昏迷，第二天，1月26日下午1時13分46秒，Bruno Gröning在亨納診所與世長辭，醫生在死亡證上寫上「死於胃癌」，真的是胃癌嗎？第二次手術後，貝朗格醫生曾經說過：「Bruno體內的損傷糟透，內裡徹底燃燒，他可以全無劇痛而活那麼久，真是個謎。」
許多年前，Bruno Gröning曾經說：「如果我被阻止工作，我內裡會燃燒殆盡。」
訃告
格羅邦醫生於1959年2月26日致函Bruno Gröning的遺孀，透露Gröning怎樣承受他的悲慘命運：「這一切（醫生們為Bruno Gröning所盡的努力）都只是應當做的，而我想我可以說，偉大的Bruno Gröning的勇氣和堅強的意志給予我們巨大的支持。【…】」
1974年，貝朗格醫生在一封信內表達了對Bruno Gröning的欽佩：「Bruno Gröning是一個充滿熱誠的人，一個珍貴的人，堅守信念，在面對痛苦和死亡時所展現的尊嚴，即使到今天依然使我肅然起敬。」
遺體被火化後，最終判決從未宣判
Bruno Gröning的遺體在巴黎一所火葬場火化，骨灰龕安放在迪倫堡森林墳場內，永遠安息。
法庭宣佈他的案件因辯方辭世而終止，最終判決從未宣判。
人人都可以從他們的內在體驗幫助和療癒
「黑爾福德的奇蹟醫生」曾經帶給千千萬萬人療癒，卻被遺棄在巴黎一條橫街上，孤獨地離世。為甚麼要是這樣？為甚麼他要承受這樣的苦難與苦澀？為甚麼他不能拯救他自己？
格蕾特．霍斯納(1922-2007) 是Bruno Gröning長期的助手，被他療癒，也是Bruno Gröning朋友會的創辦人，在她的著作《體驗救贖，那就是真相》一書內這樣寫：「Bruno Gröning在世短短的一生帶來許多美善，助人和治療是他與生俱來的兩份禮物。他到每一處，奇妙的事情便會發生，知識不能解釋這些事情。他在1949年成為大眾焦點，在黑爾福德的偉大療癒後，在德國和海外廣被談論；可是，三個月後，他被禁止治療，被逼害，被圍獵，甚至被提控，為甚麼？他對誰做了壞事？一個都沒有，相反，他對千千萬萬的人行了好事，這些好事他們不可能從任何其他的人得到；他無辜，而他們卻想懲罰他；他無辜，而他們卻想阻止他做上主命令他做的事，就是救助人類。他需要在巴黎承受這惡意的苦果，就在亨納街的癌症診所裡，忍受這苦澀的痛楚，內裡被那不再被批准發放的療癒能量徹底燃燒，人類的法律在德國禁止他行事，他面對謊言和誹謗，站在那裡被控告，似個罪犯！他孤寂無語，承擔人類全部的苦難，沒有朋友意識到；而一切儘在承受，不會白費，必須是這樣，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可能拯救人類。」
而在她的著作《我生，好讓人類續存》一書內，她這樣寫：「我們應該非常小心使用『受害者』這個詞；可是，在這裡，當Gröning死在巴黎時，這個詞，力重千鈞，確是真切。」
只有這樣他的話才能得到滿全，就如今天無數的成功實例所見證的，「當我不再以『人』的身份活在世上，即是當我不再使用我的軀體時，人類將可走得那麼遠，以至人人都可從他們的內在體驗幫助和療癒。」
大審訊的延續
上訴聆訊和推翻原審判決
Nachteilige Ausgangsposition Grönings
在1958年的上訴聆訊中，對Bruno Gröning不利的是上訴一方是州檢察官，而不是他，Gröning不但受到那時他的粗心大意的律師損害，而延遲了將檔案轉交到新法律團隊也防礙了聆訊的準備。
對Gröning更為不利的是：控方證人們更具信心，聯合一致，看來在「醫生的禁止」的議題上達成協議。
監禁、罰款和保釋，在未澄清治療的問題前實屬「可恥」
這一次判刑如下：「疏忽導至他人死亡」罪名：判監八個月；違反《非醫療從業員法》的罪名：罰款5000馬克；准予緩刑。
安妮．弗賴恩．埃布．馮．艾森巴赫不但出席了第二次聆訊，也出席了第一次，她在庭上旁觀，形容裁決是「德國的恥辱」。
Bruno Gröning宣佈他受罰是因為他行了好事，他抱怨在審訊的整段期間內，沒有人，甚至他的律師，有些微興趣問療癒如何達致，如果有人提出這問題，他的工作便明顯和醫學上的治療絕對沒有關連，控罪定會被撤銷；可是，沒有人有興趣在法庭內澄清這個問題，他們對Gröning有先入為主的徧見，不打算讓步。
臨死前申請上訴
可是，這不表示案件完結，這次由Bruno Gröning上訴，聆訊日期定於1959年1月22日在慕尼黑高級區域法院進行；但是，聆訊沒有出現，因為Bruno Groning在同一個月謝世。
《他的話驅逐疾病》
儘管禁醫令和訴訟仍在，療癒依然繼續
身體康復和內在轉變
在衝突和戰役期間，Bruno Gröning繼續工作，1957年，醫學專家兼記者霍斯特．曼恩醫生在《新一頁》雜誌發表了一連串文章(還有其他)，題目是《他的話驅逐疾病》：
「第二天早上，我從哈梅林驅車往第士泰河畔的小鎮施普林格，這裡由一些被療癒的人自發成立了一個Gröning小組。在這裡，我再次體驗這一切，正如我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各處，在奧格斯堡、哈梅林、維也納、普洛興根和其他城鎮所體驗過的，人們站起來告訴我他們的疾病，說出主診醫生的名字，回復健康和對Gröning的感謝；而在每個事例裡，他們都願意高舉雙手發誓。
『當我還是嬰兒時兩邊的髖關節已經移位，』來自漢諾威50歲的尤麗葉．普羅麗特說：『之後，我只能用拐杖走路，醫生只能減輕我的痛苦。當我正在聆聽Gröning先生演講時，經歷強烈的反應，那已全彎的背脊再次挺直，我可以再次行走，沒有復發…』
『我的關節感染風濕，持續受病發和膿瘡折磨，Gröning解除我的痛苦。』哈梅林的威廉．加伯特說。
『我只可藉着使用嗎啡才能夠忍受我的膽囊問題，』韋尼格森的庫爾特．烏帕塔爾訴說，『我感謝Bruno Gröning解除我的苦難。』
『我患上嚴重的糖尿病，』施普林格的羅拔．蒂埃斯說，『更危險的是我的心肌羸弱；今天，這兩個病再不會影響我了，為此，我感謝Bruno Gröning解除我的痛苦。』
這樣的例子一大串，告訴我這些故事的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甚麼年齡都有；所列舉的疾病由頭痛到神經線發炎，坐骨神經的、腎臟和膽囊的問題到心臟病和癱瘓。
但是，深深打動著我的是另外的事情，許多人都在大批聽眾面前，坦誠開放地訴說他們怎樣藉着Bruno Gröning經歷內在的改變，摒棄了不斷追求成功的動力和自我中心的態度，代之以內心平靜及平安，和小組為先的想法。」
是甚麼讓人人都可以得到成功療癒：那人的信心
霍斯特．曼恩醫生解釋：「與那些被Bruno Gröning療癒的人談話後，我心內有一條越來越強烈的問題，療癒是否對所有人都可能，或是，更大膽發問，對所有疾病都可能？這從Gröning幅射開去的能量的極限是甚麼？會否有危險？【…】
我上次探訪他時向他提問，『我不能也不想逼任何人，』他告訴我：『如果有人關閉自己，並不準備向那帶來秩序的能量開放，我本身沒有身份硬闖，我會做的是挑戰他們擺脫邪惡的羈絆，是邪惡阻撓福祉和健康。』
我有另一個問題，『每個疾病都有不同程度的危險，』我說：『假如有個病人病危，許多醫生都已放棄，但他准許一個依然為他努力的醫生代他向你求援，你有能力幫忙嗎？』
『有。』Gröning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那位病人有信念，又如果醫生信任他所行的路，成功不會不來臨；他倆的聯合信念會在病人身上產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許多時，正正是當那絕望的人抓緊最後一根稻草時，成功就會第一時間出現。』」
與Gröning協會分手
是時候清點損害了
Gröning被罰款，氣量狹窄的官僚冷眼旁觀
1957年10月，Bruno Gröning與Gröning協會的經理們的關係惡化，最終導至正面衝突，Gröning協會氣量狹窄的官僚主義行徑對他造成重大的損害，爭執源於法庭的裁決，Gröning須於短期內繳交2000馬克罰款，由於他的工作從不取酬，因此無力繳交。Gröning協會的委員會從起始便答應支付全部法律費用，但這是否包括罰款在委員會內爭議不休，委員會想利用冗長的官僚程序去審視協會是否有責任支付那2000馬克，只有在完成這程序後才打算處理籌款的事宜；若是這樣，可以預見該筆款項將會太遲交於Gröning。協會竟然就手旁觀，甚麼都不做；如果Gröning未能繳交罰款，將會被關進牢房，這導至公開衝突和最終分手。
偽朋友
在一份厚達六十二頁題為《協會活動的回顧》的文件內，Gröning談到協會對他造成傷害的所有論據，他在總結時說：「當我今天比較我當初的環境(那些謀利之徒：梅爾堡、恩德林、舒米德和許斯曼) 和我現今的環境(協會的委員們)時，我得出相同的結論：今天的最終結果和當初的完全相同。今天，透過那些理應是我最好最親密的朋友的工作，我們所成就的絕不比那時的多。那時，我被那些助手用骯髒的技倆出賣；今天，我的朋友們讓我失望，當我面對法律訴訟和多項控罪時，他們靜立在旁，冷眼旁觀，拒施援手，我未能出訪地區小組，因為他們沒有安排車輛；對那些針對我的抹黑活動，他們沒有採取行動；以致當我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造成混亂，因為你們竟不在我的身旁；那些知識淵博、學富五車和經驗豐富的人士有能力也定當支持我，好讓我在世上的這一段時光不用經歷這樣的事情。
這些朋友中竟無一個盡心盡力為我的自由奮鬥，無人有勇氣為我真的挺身而出，甚麼都沒有做；他們氣量狹窄，經官僚程序作出一個接一個的決定，沒有人真心為我，也沒有人全心全意，出盡全力讓我從法律訴訟的，與新聞界的，與抹黑誹謗活動的戰役中一勞永逸釋放出來；沒有人協助我工作，修理壞車等等，替我清除我的道路上的障礙，讓我可以履行在世上的使命：帶給人類生命的力量，引領人們達致信念。
為達成這目標，我需要平安和寧靜，不用經常被外在世俗的影響打斷和阻撓；我需要真正的保護高牆，以容許我將所賦予我的不受干擾地施展；沒有人想過這些，一個都沒有，那些想當我的朋友的一個也沒有，而這正正是真的可恥和讓我失望。」
- 那些謀利之徒志在謀利，他們被確認為壞蛋
- Gröning協會的朋友們太半心半意，太冷漠和太安逸；我不會說立心不良。
「結果都是一樣：我得不到自由，我在Gröning協會委員會內的朋友沒有遵守諾言，我被他們所作的一切阻礙。」
失敗的協會
魏瑟爾下台，Gröning協會亦從未能正式註冊，在短時間之後解散；代替它的是生命《中靈性和自然法則協進會》，它創立於1958年，由德國的埃裡希．佩爾斯和奧地利的亞歷山大．洛伊領導，可是，這個在Bruno Gröning有生之年最後成立的團體，沒有實行他所希望的，他的名字甚至一次也沒有出現在它的會章內。
大審訊 (1955-1957)
以「疏忽殺人」的罪名被公訴，無罪釋放，絕對禁止醫治
1955年3月4日，州檢察部再次控告Bruno Gröning，他再一次被控違反《非醫療從業員法》；另一項控罪：疏忽殺人。
Gröning否認承諾療癒和禁止尋求醫護治理
在收到法庭的傳票後，他向朋友們求助：「親愛的朋友們！近日來，整個新聞界和電台以基本上徧頗的方式報導了慕尼黑州檢察服務第二組預備立案，控告我『疏忽導至他人死亡』，我被假定在1949年尾向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許諾療癒，和阻止了她到療養院及到醫生處求診。表面看來，我須為這年青人的死亡負上責任。任何人以清醒的頭腦讀到或聽到這些報導，都會明辨它們的用意，就是要在我的朋友之間製造混亂，阻止所有求助者吸收我傳播的知識，和阻止我們所有的努力。他們用盡種種方法阻止我和Gröning協會的活動，甚至阻止你們。當然，事實是事情與他們所描繪的大不相同！我的朋友們，我在這裡甚麼都不用解釋，你們知道我從不許諾療癒，也從不建議不求醫。」
異常地遲重新展開調查
Gröning對他的朋友們繼續說：「我已經在1952年洗脫所有控罪。」『露絲．庫富斯案件』發生於1949年尾1950年初，卻沒有在1951-1952年的案件中呈上法庭，這不是很古怪嗎？雖然所有的文件都已準備妥當並已呈上法庭，但是，對我展開的新的案件竟選在1953年11月22日在莫爾瑙向公眾透露，正是Groning協會成立的日子，這不是很觸目嗎？真相是：自1954年1月起，大批地區小組的領袖和朋友們及協會的成員被警方約會面談和監視。」
辯方證人被拒絕，控方證人受歡迎
訴訟準備經年，Bruno Gröning的辯護受到嚴重干擾，差不多所有會提供有利證供的證人都被拒絕，相反，控方證人全被接納，其中有兩個Gröning的前關連人士：歐根．恩德林和奧托．梅爾堡。梅爾堡是首次法律訴訟的共同被告，他與Gröning反目成仇，用嚴厲的方式出盡全力損害他。在「疏忽導致他人死亡」的控罪上他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因為該事件發生在他當Gröning的經理人的期間。
受操控的露絲．庫富斯案件
埃米爾．庫富斯是一間儲蓄銀行的官員，1949年11月，他帶同17歲的女兒露絲出席Gröning的講座，女兒兩邊肺葉都受到肺結核煎熬，Gröning即時察覺她無可救藥，並向一名當時在場的醫生表明，可是，梅爾堡向他施加巨大壓力，要求他接下這個個案，因此，Gröning和露絲．庫富斯於講座後面談，鼓勵她要有勇氣，並建議她的父親在九日內安排她往醫學專家處接受檢查，意圖促使該女孩接受醫護照顧。女孩不想與醫生再有任何接觸，她的父親允諾親自處理這件事。
在跟著的一段日子裡，書信往來全由梅爾堡處理，不經Gröning；他下次聽聞露絲．庫富斯是在1950年5月，這期間，她的父親曾多次致函求助，哀求Gröning往訪；梅爾堡從不轉交信件，卻自行決定和在Gröning不知情的情況下，答應與庫富斯先生會面。臨近會面日子梅爾堡方才知會Gröning，並逼使他陪他同往。
梅爾堡後來聲稱Gröning答允治療該少女，事實是梅爾堡自行向她的父親保證會遊說Groning醫治他的女兒，他看準這個銀行官員是個收入來源，想開拓這財源，因而需要Gröning。在該次探訪後不久，Gröning與梅爾堡割席，各走各路。
對Gröning一項嚴重指控是他禁止了露絲．庫富斯尋求進一步的醫療治理，事實剛好相反：即使在第一次會面時，他已經送該女孩去見醫生，而這事實竟由控方證人確認；同時，在1949年秋天一次電台訪問中，他呼籲人們「要繼續做醫療檢查，直到最後。」他不時提點那些到來尋求幫助的人要信任他們的醫生。
露絲．庫富斯已經歷過數次痛苦但沒有療效的療法，拒絕接受進一步的治療，於1950年12月30日死於肺結核。
醫學專家確認治療無望
奧托．科爾格魯布醫生為露絲．庫富斯案件當專家證人作供，從醫學角度解說整件事件：「清醒地觀察，即使非專業人士都會如賽京根健康委員會所達致的結論，就是鑑於『非常嚴重的情況』，根據醫生的發現，是指『足以致命』或『危急』，療癒從正常人的預期看根本沒有可能；正如所有具備正確思維，喜怒不形於色的醫生，即使擁有最新的藥物和不至於過度自負，自以為可對自然力量置之不理，都會同意慕尼黑的利廷教授在專家證供內的意見，其中說：『不能說在1949年11月5日之前有較大的機會痊癒。』我的意見是，病人可活至1950年12月30日已使人驚歎，可以說Gröning的影響事實上在某程度延長了她的生命。在為我的專家證供作結論時，我想概述那些聲稱『痊癒的機會正在出現，』和『假使Gröning先生從沒有接近她，病人庫富斯的生命便可能會延長，』既不能肯定成立，也無法證明。」
不成功的法庭判決
1957年7月尾，慕尼黑區域法庭的陪審團達致決定：在「疏忽殺人」的控罪上，Bruno Gröning無罪釋放；可是，在違反《非醫療從業員法》的控罪上，他被罰款2000馬克。
雖然乍看之下這裁決看似正面，對Gröning卻是完全不能接受，它實際上最終禁止他的工作，他的律師犯了判斷的失誤，對判決的評估遠較Gröning為正面。可是，是州檢察官，不是他，對裁判提出上訴，第二次聆訊定於1958年1月中進行，再一次在慕尼黑。
Gröning協會
希望透過協會可自由工作
儘管被禁制，Bruno Gröning在1950年代初期成立了許多小組以便接觸最多的人，在小組內只舉行講座，將全部精力用於傳授知識，以幫助求助的人。
法律保護和聞名的管理
1953年11月22日，他在莫爾瑙/塞豪森成立雨傘組織Gröning協會，打算向社團登記處登記，以便為Bruno Gröning的工作提供法律保護，避免與《非醫療從業員法》進一步衝突
Gröning協會的委員會成員包括齊柏林百爵，馬圖施卡百爵，安妮．弗賴恩．埃布．馮．艾森巴赫，高級工程師赫爾曼．理丁格和經理康斯坦丁．魏瑟爾等，還有初創時的共同創會人魯杜夫．巴赫曼，他不久退會，Bruno Gröning是終身會長。
秘書對利潤的渴求優先於病人的福祉
協會的秘書是來自海德堡的記者和講師埃貢．亞瑟．舒米德，即使在黑爾福德時，他已是「奇蹟醫生」的親密助手，亦成立了《Bruno Gröning朋友環》，該協會的運作和Bruno Gröning心中所想相去甚遠，短時間後解散；那時，Gröning與舒米德保持距離，因為舒米德虧空捐款。
1952年，舒米德再次向Gröning求助，聲稱他已經知錯，請求Gröning准許他幫助發展他的事功，Gröning再次接納他一起工作，給予舒米德機會顯示病人的福祉是否真的在他心中，或是他只有興趣於自己的財務利益。
1955年，Bruno Gröning與舒米德永久割席，因為後者沒有改變態度，再一次意圖從Gröning的能力中取利。分手後，舒米德數次向Gröning提訟，要為他的義務工作取回報酬。
誰侍奉誰：協會侍奉Gröning的事功，還是Gröning的事功侍奉協會？
康斯坦丁．魏瑟爾和赫爾曼．理丁格共同承擔理事長的角色，這看來大有希望，因為他倆富於經驗，他們的背景亦對Gröning有利，剩下來的危險就是，兩人會以為他們較這個普通的工人優秀，因為他們學歷較高，因而在行事上會違反他的意願。
隨著時間過去，事情真的向這方向發展，兩人變得越來越難接受Bruno Gröning對他們所講的一切，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協會不但以Gröning命名，同時也是為他而創立。對他們來說，Gröning協會本身漸漸變成目的，完全迷失了Gröning的最主要目標：幫助受苦難的人，他們看來忽視了事實上是透過Gröning，不是協會，療癒才可能出現。
因此，Gröning協會的發展與它應走的方向越來越背道而馳，協會以他命名，卻成為他的監獄，不但不能給他自由，反而越來越多制肘。
對禁止治療的首次法庭聆訊(1951-1952)
Gröning的工作從醫學角度看是醫療業務嗎？
因「未經授權從事醫療活動」被公訴
1951-52年，Bruno Gröning首次現身慕尼黑法院，被控「無牌行醫」，雖然巴伐利亞州內政部曾視他的活動為無償的愛的活動；今天，法庭將會從醫學上的醫療業務審視他的活動。
控罪是基於1939年通過的《非醫療從業員法》，這法令取代直至那時一直有效的治療師自由的法律，目的是要將所有醫療事務操於國家社會(納粹) 黨的醫生手中。
違反《非醫療從業員法》？是耶，非耶。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聆訊後，Gröning都被判無罪，慕尼黑法庭的主席法官在1952年3月的裁決中指出：
「法庭不認為基於單方面的專家證供而判被告有罪是恰當的，因為Gröning的活動是否涵蓋於《非醫療從業員法》實屬大有疑問，因為它們屬於一個在今天研究嚴重不足的範疇。」
上訴後，維持無罪的判決，但是，Gröning的活動被清楚定義為《非醫療從業員法》所規範的醫療業務：
「被告因而在沒有執照和不是醫生的情況下，從事『診斷，醫治或減輕人們的疾病，痛苦或身體缺陷』的活動，這些都是在《非醫療從業員法》內的醫療業務。」
誠實的判斷失誤意味禁止治療
裁決繼續：「可是，不能隨而對被告判刑，因為鑑於從事醫療業務的事件的客觀本質上，他犯了誠實的判斷失誤，因而沒有蓄意行動。」
由於裁決清楚說明Bruno Gröning被視為犯了誠實的判斷失誤，這失誤等同法律上的禁醫令，縱使維持無罪的判決。從這一刻開始，Bruno Gröning知道他的活動被視為《非醫療從業員法》所界定的醫療業務，因而被禁止。他的工作的真正性質，即他所使用的方法與醫學上的醫療業務完全無關，卻從未被確認。
容忍狡詐之徒
Bruno Gröning給所有人糾正的機會
被迫付費，助手露出真性情
一次又一次，人們以支持Gröning為藉口接近他，可是，許多都只是有興趣借助他的能力謀利，他好像對這些人有無可抗拒的吸引力。當他們枉費心機或Gröning與他們割席時，在許多情況中他們都會運用冗長的法律程序嘗試逼他付費。
舉個例子，1949年3月，許斯曼太太和她的丈夫為答謝Gröning療癒她們的兒子，邀請他到她們在黑爾福德的家作客，當她斷定不能從Gröning身上賺取分毫時，將他告上民事法庭，她將原先當義工的時間計算為工時以追討欠薪，Bruno Gröning須向她每月支付一筆款項，直至他去世。這可不是唯一的事例，許多前義工都用這或近似的方法顯露他們的真性情。
「這些人也是必要的，為顯露誰是這類人。」
為甚麼Bruno Gröning讓這些所謂助手這麼接近他？為甚麼他不索性避免接觸這些謀利之徒？1950年8月31日，他在一個講座上談到這個問題：「在嘗試謀取金錢之前，這些人不會離開這個擁有知識和能力的小男人，他們相信他們發現了一個金礦，部份原因是他們曾經有機會謀利，可是，感謝上主，他們沒有能力利用這個機會；必定有這類人，好使我們辨別誰真的是這些人，以顯示他踐踏亡者亦不理病人的死活。有些人將死者踩在腳底，並會冷靜地望著躺在那裡的病人，這些人從不過問，卻出盡千方百計接近我，我知道他們經常問：『噢，如果那人知得那麼多，他怎會不知（我們的圖謀）？或許他根本一無所知？』我知不知和知多少你們終會知道，但是，這種事就是這樣，在我建立的事功中這部份留白，為使你們的道路自由開放。」
「…於是人人都知道他們是誰。」
格蕾特．霍斯納(1922-2007) 被Bruno Gröning治癒，是他長期的幫手和Bruno Gröning朋友會的創辦人，在她的著作《這裡是有關Bruno Gröning的真相》一書中描述以下事件：「有一次，當我離開時，我祝願Gröning先生事事順利，並說：『Gröning先生，我願你現在能夠平靜地工作，不會被那些不誠實的人接近。』絕對出乎我意料，他竟說：『全錯，必定會是這樣的！』我不明白，可是，他向我解釋為何他會容忍和忍受這些事情，因而向我透露了一個大秘密。『我知道一個人的心中所想，可是，假如我對人們說：「他是撒謊者，他是騙子，是個賊，」沒有人會相信我，我必須做甚麼？我須要吸引他們到我跟前，教導他們行善，提點他們糾正他們的方法，然後再給他們機會撒謊，行騙和偷盜。如果他們這樣做，儘管已學過我的教導，那麼人人便會清楚他們是怎樣的人，之後，我會容許他們非常接近我，而我不是懦夫，我會抗爭。』」
新途徑和死胡同
Gröning身邊的謀利之徒
Gröning的自委經理人，擁有獨家權利
奧托．梅爾堡是個來自萬格羅格島的商人，他感激Bruno Gröning療癒了他的妻子，因而支持他，向他展示成立治療中心的具體計劃，Bruno Gröning同意他的計劃，梅爾堡便成為他的「經理人」。
1949年12月尾，他倆同到萬格羅格島，在這裡，Gröning在梅爾堡主辦的活動中演講，並進行了數不清的療癒，對梅爾堡完全信任。1950年1月8日在萬格羅格島，透過一份確認聲明，Bruno Gröning將他未來的工作計劃完全交託於梅爾堡的手中。
Gröning先生同意梅爾堡先生的計劃，並承諾全身投入以達致這目標，就是，給予梅爾堡所有必需的支持，在有關打算創立的協會及其隨後的活動中竭盡所能，及在任何有利達致前述目標的工作上竭盡所能。Gröning先生向梅爾堡先生負上個人責任，也向在創立中的協會和上述明言的目標負上責任。再者，Gröning先生承諾不會向其他任何人或團體提供支持，只會在協會背景下和只會在梅爾堡先生同意下進行他的活動。」
早在一月時，梅爾堡成立了「Gröning的治療方法調查協會」，自任理事長，月薪1000馬克，Bruno Gröning分毫不收。很明顯梅爾堡沒有遵守諾言，只視Gröning為金礦，並輕蔑地形容他是「他馬廄內最好的一匹馬」，他眼裡沒有病人，只用合約將Gröning和他自己綑綁在一起，無論梅爾堡想做甚麼，「奇蹟療者」都要照做。
直至1950年6月Gröning方能擺脫梅爾堡的羈絆，恢復自由身，為此，梅爾堡誓言報復，「我會使Gröning身敗名裂，一無所有，我會打斷他身體內每一根骨頭。」
保健師的講座要約
緊隨之後的數個月，Gröning與來自慕尼黑的自然保健師歐根．恩德林一起工作，恩德林在特瑞富農莊得到療癒，提供機會予Gröning在他的診所舉行講座，可是，他也是只想謀取商業利益，沒有興趣幫助病人，只想從Gröning現象中取利，至年底時Gröning與他拆夥，而在1952至53年間兩人的第二次合夥也以同樣原因失敗。
妄想發達的治療師
在接下來的一段日子邊裡，Gröning在格雷費爾芬格的魏克爾斯海姆寄宿樓舉行講座，記者庫爾特．特蘭普博士主辦那些講座並帶他入內；他曾被派往特瑞富農莊為慕尼黑一份報章製作了一份報告，自1949年秋天開始認識Gröning，腳患意外地被治癒，因感激而寫了《大逆轉》一書，並從官方跟進Gröning的案件。和恩德林那時的情況一樣，在格雷費爾芬格的演講坐無虛席，出現了許多難以置信的療癒，但兩人的合作未能持久；一天，特蘭普相信他已從Gröning身上學得七七八八，和他拆夥，自立門戶當治療師。
人潮湧到羅森海姆的特瑞富農莊
1949年9月，每天接近三萬求助者聚集在Gröning跟前
在海德堡的調查結束後，Bruno Gröning於1949年8月去到德國南部，想遠離因他的名聲所引發的騷動，退隱到羅森海姆附近一所私人房產。起初，他成功將行蹤保密，可是，當第一份報紙報導了他抵達巴伐利亞州後，群眾開始到來。
每日多達30000人如潮水般湧到在羅森海姆的特瑞富農莊，新聞界，電台，每週新聞節目都大肆報導這些事件，甚至拍了一套叫Gröning的電影，記錄環繞他所發生的事件。
聖經場景
9月第二個星期，《閃電日報》在特刋內報導：「與此同時，超過一萬人在酷熱下聚在一起多個小時，等待Gröning在陽台出現向群眾講話及幅射他的治療能量的那一刻，群眾密密麻麻站在一起，以便取得他的『治療射線』的最大益處，那些坐在輪椅或椅子裡最嚴重的病人，或單獨站在周邊的病人，已經開始感受到效果：半失明的人開始復見，從前殘障的人可以站起，癱瘓的人開始郁動他們僵硬的四肢；數以在百計的人訴說他們身體患病之處痛楚增加，他們談及拉扯，針刺般的感覺和麻痛，那難以形容的『身輕』的感覺，或是頭痛忽然消失。」
聖經場景不單在特瑞富農莊出現，無論Gröning現身何地，數不清的病人便會即時圍繞著他。安妮坦．霍萊在她的著作《今天的靈性治療師》一書中描述了Gröning周圍的情況，當Gröning僅僅預告他快將到那處，人群便開始往那處朝聖。記者魯道夫．斯皮茨記錄了1949年9月Gröning到訪慕尼黑時的場景，那是典型的場
「下午7時，數以千計的民眾站在太陽街上，晚上10時30分，他們依然在那裡。在戰爭的五年間我曾有無數的經歷，卻沒有一個經歷如那四小時般震撼，我坐在Gröning對面，經歷了一場觸目驚心的苦難和痛苦的巡行，癲癇病人，盲人和扶著拐杖的跛子都擠向他，母親們將她們殘障的子女遞給他，也有知覺全失的人；人們高呼大叫，焦急的求助呼叫，懇求，渴望，歎息。」
政府官員識別善意
安妮坦．霍萊繼續引用記者魯道夫．斯皮茨：「來自慕尼黑的庫爾特．特蘭普博士觀察到在擔架上的病人，跛足的，及厚厚的大群民眾。特蘭普也到過Gröning的現居地，位於羅森海姆的特瑞富農莊，他在那裡為《日爾曼慕尼黑週報》當記者，是個頭腦冷靜的記者，只會記錄他親眼所見的和親耳所聞的。『我們聽到發自陽台的聲音，但那不是Gröning的聲音，我們趕到窗前，慕尼黑警隊總裁皮策正在向群眾講話，說折磨他多年的坐骨神經痛在Gröning跟前已得到改善；皮策絕不是那類過度敏感，憑空想像的人，只會對他觀察所得，真的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作證，他在這裡公開承認Gröning，而「基督教社會聯盟」的政客哈根也跟著發表了類似的講話。』」
巴伐利亞州官方傾向正面對待Bruno Gröning，1949年9月7日，《慕尼黑汞報》以標題《對Gröning釋出善意》報導：「州政府總理埃哈德博士在星期一的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我們不應因法律條文致使如Gröning般卓越的工作被棄如敝屣，依他的意見，沒有嚴重的障礙可以阻止Gröning在巴伐利亞州取得工作許可。」
在付印時，巴伐利亞州內政部宣佈：經初步調查Gröning的治療活動後，結論是那些活動可被視為無償的愛的行動，因此無須申領《非醫療從業員法》下的執業牌照。
從誹謗到療癒的醫療記錄
在特瑞富農莊，圍繞Gröning身畔的人和事熙熙攘攘，許多商人都想將他的能力轉化成金錢，他們損害他的聲譽和地位，致使當局和他保持距離。當情況惡化至忍無可忍時，Gröning引退到巴伐利亞州的山巒中，他想仔細研究一些建立治療中心的要約，目標是要設立治療設施，方便求治者有系統地接受治療，醫生們會依據海德堡模式進行治療前和治療後的查證，並將治療記錄在案。
Gröning現象」與科學
在海德堡的醫學審查，許諾簽發證書
在黑爾福德這段時期，為《回顧》雜誌供稿的醫學專家們開始研究Gröning的成功療癒個案，費希爾教授是來自瑪爾堡的心理學家，他帶同一個特約記者團隊到黑爾福德，在那裡會見被療癒的病人，他大為震驚，因為他必須確認Gröning的「方法」是真正的成功，為此，《回顧》雜誌決定協助尋找「Gröning現象」的科學解釋，海德堡大學診所將會對「奇蹟醫生」的「治療方法」進行研究。
Bruno Gröning同意費希爾的建議，因為費希爾對他許諾如果一切順利，會給他正面的專家證書，Gröning希望可找到一個方法讓他無拘無束地工作。
在群醫眼前進行治療，「Bruno Gröning不是江湖騙子。」
調查從7月27日開始，病人從超過80000名致函求助的病人中挑選出來，數名病人由海德堡盧多夫克雷爾診所轉介，他須向這批病人證明自己的醫術。所有病人都由醫生作了徹底的檢查，並被確診，然後，Gröning向他們使用他的「方法」，整個過程醫生都在場，他們見證了一些疾病自然消失的事實；之後，在診所進行了覆檢以確認康復，甚至一些不治之症如僵直性脊椎炎都被療癒。
在一份報告內（並由《回顧》雜誌轉載），費希爾博士強調Bruno Gröning不是江湖騙子，相反，是個天才橫溢的靈魂醫師；他繼而以他自己的觀點嘗試解釋「Gröning現象」，在過程中對Gröning有欠公允。
Groning禁止謀利
最終的證書將於所有結果被覆檢後頒發，Bruno Gröning得到保證障礙會被清除，讓他可以一勞永逸，自由地繼續他的工作。同時間，費希爾教授和魏察克教授(他倆負責整個專案) 向Bruno Gröning提出建議：他倆想建立治療中心，他會在那裡與醫生們一起工作，醫生們將會負責管理中心和挑選病人。
對此建議Bruno Gröning回應如下：「恕我不能接受這個建議的相關財務問題，我們，包括那些想對這工作融資的人，理所當然曾經數番討論，我不能同意費希爾教授的建議，只好婉拒，因為第一，我一文不名，不能接受任何我沒有能力滿足的財務承擔；第二，我從沒想過將整項事業轉化成一盤生意，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沒有可能的要求；此外，我只想做屬於我的呼召的工作，就是幫助求助者，因此，我對醫生們例如心理治療師們來者不拒，但絕不會將整件事情化成生意。」
沒有證書，與法律的潛在矛盾
Bruno Gröning的反對態度導至教授們對他失去興趣，承諾了的證書從未簽發，他們不但不讓他自由地繼續工作，反而設置了新的障礙；由於在進行了的研究中，在他的「治療方法」裡使用了「治療」，「病人」等等的詞彙，表示是從醫療業務的角度審視的，因而無可避免與《非醫療從業員法》發生衝突。
1949年，在聚光燈下
Bruno Gröning 在黑爾福德的工作
數以千計的病人和求助者包圍Gröning
九歲的迪特爾．許斯曼罹患漸進肌肉萎縮症，已臥床多時，給他診治過的醫生或教授都無能為力，在Bruno Gröning開始看顧過他後，那小孩竟忽然可以再次行走，他的父親許斯曼先生是工程師，對兒子忽然痊癒萬分驚訝。據許斯曼所說，他請求Bruno Gröning留下，想邀請其他病人到來，讓他們也可以得到這「行奇蹟的人」的幫助。
Bruno Gröning接受他的請求，日復日，越來越多求助者到來，更多的人聽聞圍繞Gröning的奇蹟事件。不久，人人都在談論他，報紙大字標題報導「奇蹟醫生」；在英國管轄區內，他成為人們日常談論的話題，成千上萬的群眾湧到威廉廣場，一群一群的人包圍著他客居的屋子。
來自《慕利黑汞報》的明斯特．盧根龍霍爾斯於1949年6月24日報導：「當我早上約10時30分抵達黑爾福德時，已經有近千人站立在威廉廣場上一所兩層高的樓房前面，那是一幅難以形容的苦難圖，無數人坐在輪椅裡，有些人由他們的親人帶來，盲的、聾的和啞的，母親帶著她們智障的和傷殘的孩子，老婦與年青人，全都擠在一起，歎息呻吟。廣場周邊停泊了接近一百輛汽車，貨車和巴士，全都從老遠而來。」
癱子、潰瘍患者、盲人：「Gröning先生望著我，現在我已完全康復。」
明斯特．盧根龍霍爾斯繼續報導：「『你相信你會痊癒嗎？』我問其中一名病人，她點頭。當中一人對我說：『你應該昨天到來，Bruno Gröning不在這裡，他在萊茵平原的菲爾森，而就在這裡，在廣場上，五名瘸子站起來，痊癒了，回家去，那是遙距療癒，是後園療癒了他們。』其他病人證實他所說的。
我深入人叢中，記錄他們那些奇妙的故事，單是這些故事便足夠結集成書。當我點香煙時，附近一個年青人對我說：『請你賣一根給我！』他穿著的外衣是制服，看似從蘇聯回來的退役人員，我給了他一根，他點燃了，高聲喧叫：『看，我甚麼東西都可以自己做。』他移動右臂和手指，也移動右腿。『Bruno Gröning也治癒了你嗎？』我問他。『是的，我身體右邊在蘇聯癱了，Bruno Gröning望著我，現在我已經徹底康復，我依然不太明白。』他快樂地搖動手腳。
我走向一群人，他們圍著一個大約四十歲滿頭白髮的女士。『當然，』我聽到該位女士說，『我被Bruno Gröning治癒了，從前我患上大範圍的胃潰瘍，越來越瘦，劇痛至再不能入睡。我們共有十二個人圍著Gröning，他望著我，我仿彿感到潰瘍猶如石塊掉在地上，自此以後痛楚消失，體重增加，而我照過的X光片毫無爭議地顯示潰瘍已經消失。我自願到醫務覆核委員會接受調查，我告訴你，他們大為震驚！』
那女士繼續說：『但這些都還未完，上星期廣場上有個盲人連續不斷等了數日數夜，由於我經常在這裡，我留意到他，為他感到難過，邀請他一同用膳』。『不，』他拒絕，『我絕不能錯過Bruno Gröning出來的那一刻。』我只好帶給他一些麵包卷，告訴他我會確保有人帶他到火車站。『我不需要任何人，因為我定能自行前往車站。』之後，我親眼見證當Bruno Gröning到來時，那年青人大叫：『我可以再次看見了！』真的，那遮蓋著他雙眼的面紗已被抹掉，他描述我拿著的手袋。他說：『看，那裡有輛車駛過，而那就是車牌。』他獨自尋路往火車站，所有站在附近的人都喜極而泣。」
市政府官員和醫學界禁止治療
不久，政府官員也關注這些事件，成立了調查委員會，Bruno Gröning被禁止治療，幾位富影響力的名醫宣佈與他為敵，他們用盡方法阻止他的活動，並要求對他的治療能力進行科學查證。可是，從這些有影響力的醫生的說話可以看到禁止治療的真正原因：「Gröning想證明甚麼都可以，但他不會被批准行醫。」「與Gröning扯上關係冒犯了醫生的專業榮譽。」六月尾，他被迫永久離開黑爾福德，為使他取得批准進行治療的努力全都失敗。
